計畫我的家庭信託–主要考慮因素   出於資產保護和繼承規劃的目的,高資產淨值人士(HNWI)可以使用家族信託的方式為他/她的後代進行數百年的長期計畫。   高資產淨值人士在建立家庭信託時應考慮哪些因素?   國籍   高資產淨值人士的國籍會影響她/她是否有處置資產的自由。 在一些具有夫妻之間共同財產法律概念的國家中,如中國,在將共有財產轉讓給受託人之前,需要獲得配偶的明確書面同意。   高資產淨值人士及其家人(作為受益人)的國籍也將影響徵稅,特別是當他們居住在中國、美國等徵收全球稅的國家時。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尋求海外稅收意見,以瞭解稅收徵收和申報義務,以及是否需要修改信託契約以最大程度地減少稅收風險。   控制程度   隨著信託財產的合法所有權轉移給受託人,高資產淨值人士可能會擔心他/她是否仍將對信託資產擁有一定的控制權。高資產淨值人士可以透過多種方式對受託人進行一定的控制,而又不會由於缺乏創建信託的意圖而使信託無效:-   高淨值人士可能會考慮使用保留權力的信託(而不是完全酌情信託),來保留分配權力和投資權力。高資產淨值人士可自行選擇委任值得信賴的投資顧問。   高資產淨值人士可以在某些允許高資產淨值人士通過參與資產控股公司的控制和管理來控制信託的司法管轄區(例如英屬維京群島和開曼群島)設立信託。   如果信託管理的資產淨值規模足夠大,高資產淨值人士甚至可以成立私人信託公司,以此透過自己擁有和管理的私人信託公司控制信託資產。   為了監督受託人的行為,高資產淨值人士可以任命一名保護人。我們還可以在信託契據中設立一些有關罷免和更換受託人的機制。   資產的位置和類型   資產的位置和類型將影響信託資產是否可以合法轉讓給受託人,以及受託人的風險接受程度。   某些國家對外國公司直接持有土地和房地產受到限制,受託人會因此不能合法持有房產和地產。 可行的解決方案是使用本地公司持有房產和地產,然後將該本地公司的股份轉讓給受託人。   受託人相對較為願意接受銀行資產和金融資產,例如銀行帳戶,現金,股票,保險單等作為信託資產,因為它們的風險較小。 受託人通常會保留是否接受運營業務、古董、藝術品等高風險專案的權利,因為損失、損壞和維護的風險較高。     運作成本   最後,建立信託的運作成本也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 受託人將收取一筆一次性的設立費,以及持續的年費,直到信託終止為止。 但是,受託人會願意提供免費諮詢,與高資產淨值人士討論信託結構。   如果您有興趣進一步瞭解信託和與受託人聯絡,請隨時與我們聯繫。

前言 雙重課稅是指有兩個或以上的稅務管轄區,對同一納稅主體的同一項收入或利潤,同時擁有稅收司法權並向其徵稅的情形。 為減少投資者被雙重徵稅的情況,及更加明確的劃分香港特別行政區(下稱“香港”)與其交易夥伴的徵稅權,香港已與包括中國內地(下稱“内地”)在內的多個國家和地區簽訂了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下稱“该協定”)。 然而,位於香港的個人或組織在申請享受協定下的待遇時,可能會被要求提供“居民身分證明書”。 本文將以香港與內地簽訂的相關協定為例,對申請居民身分證明書的方式及條件進行討論。   “居民身分證明書”是什麼? 居民身分證明書是一份由香港稅務局(下稱“稅務局”)向香港居民發出的文件,用作證明其香港居民身分,以能申請享受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下的待遇。   何時需要申請? 《稅務條例釋義及執行指引 第44號(修訂本)》中規定: “在執行全面性安排時,內地稅務機關可要求個人、公司或團體提供香港稅務局發出的香港居民證明文件。 在實際執行上,內地稅務機關只就可能同時為雙方居民,或居民身分有需要查證的情況下,才須該個人、公司或團體提交香港稅務局為執行全面性安排而發出的香港居民證明檔。”   誰可申請? 根據《內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於對所得避免雙重徵稅和防止偷漏稅的安排》(下稱“該安排”)的規定及稅務局的公告,以下人士可申請居民身分證明書: 通常居住於香港的個人; 在某課稅年度內在香港逗留超過180天或在連續兩個課稅年度(其中一個是有關的課稅年度)內在香港逗留超過300天的個人; 在香港成立或組成的公司 / 合夥 / 信託 / 團體; 在香港以外成立或組成但在香港管理或控制的公司 / 合夥 / 信託 / 團體。   在香港成立或組成的公司 / 合夥 / 信託 / 團體 對於“在香港成立或組成的公司 / 合夥 / 信託 / 團體”, 該安排及稅務局相關公告並未就其申請居民身分證明書的條件作出具體說明。 稅務局對此有酌情決定權,並會在其認為申請人“明顯地不可享受有關待遇時”,拒絕發出居民身分證明書。 稅務局行使其酌情決定權時,會考慮申請主體是否通常是在香港進行管理或控制的, 或是否在香港確立了足夠的經濟實質。 上述的情況可能具體表現為: 申請主體在香港設立有其進行業務的常設機構; 申請主體的董事長期居於香港;…

前言 失去至親,除了處理身後事外,分配死者遺產不時成爲家屬之間的矛盾所在。無論死者生前是否訂立遺囑,某些家屬/人士均可能無從得益。在符合特定條件的情況下,有關人士可考慮向死者遺產申索經濟給養。   《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香港法例第481章) 根據香港《財產繼承(供養遺屬及受養人)條例》(香港法例第481章)(“條例”),凡任何人在條例生效後去世,而他去世時的居籍是香港(或在緊接他去世前的3年內曾在任何一段時間內通常居於香港),並遺下指定關係人士,有關人士有權以死者遺囑及/或關於無遺囑繼承的法律而作出的遺產處置沒有為有關人士提供合理經濟給養為由,向法院申請從遺產中獲得“合理經濟給養”。除非獲得法院准許外,有關申請必須在法院批出遺囑認證/遺產管理書起的6個月內提出。   申請人的身份廣泛,可以是死者的尚存配偶、子女(無論是否婚生)、父母、兄弟姐妹、甚至任何人,但前提是該申請人(除了死者配偶及年幼子女以外)必須在緊接死者去世前是完全或主要靠死者贍養的。   在條例框架下,“合理經濟給養”的定義根據申請人身份而定。若申請人是死者配偶,則“合理經濟給養”是指就該案整體而言,該配偶應合理地獲取的經濟給養,不論該經濟給養是否該配偶所需以維持其生活的。於其他人士而言,則是指該人應合理地獲取以維持其生活的經濟給養。由此可見,配偶可獲取的經濟給養比其他人多。   如法院信納在法院審理案件之日根據死者遺囑及/或關於無遺囑繼承的法律而作出的遺產處置沒有為有關人士提供合理經濟給養,法院可根據條例第4條作出任何命令,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一項或多項命令:-(i)定期付款令;(ii)整筆款項支付令; (iii)財產轉移令; (iv) 授產令; 及(v)取得財產令。   法院在決定是否行使權力作出上述命令時須顧及的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申請人、其他任何申請人及遺產受益人所擁有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擁有的經濟資源,及他們各自所面對或在可預見的將來相當可能會面對的經濟需要; 死者對申請人、其他任何申請人及遺產受益人所負有的任何義務和責任; 死者淨遺產的多少及性質; 申請人、其他任何申請人及遺產受益人,在肢體上或心智上的弱能狀況; 法院在該個案的情況下認為是有關係的任何其他事宜,包括申請人或其他任何人的行為; 死者生前承擔贍養申請人的責任的程度及根據,以及死者生前履行該責任的期間的長短。   總結 由此可見,向法庭申請“合理經濟給養”須符合的條件不少,如需作出有關申請,務必特別留意時限,以免錯失申請機會。   上述為向遺產申索經濟給養的簡介,僅供參考,如有相關疑問,歡迎咨詢本行律師。

備受矚目的《有限合夥基金條例》(第637章)(下稱「該條例」)將會於2020年8月31日生效。該條例為私募基金投資者描繪了一系列的友善投資框架,有所放寬的規管和有條件的稅項寬免亦為私募基金在岸化鋪路。雖然一些離岸的基金工具(如開曼群島)因其專門的基金法而擁有歷史性優勢;但在有限合夥基金制度的加持下,香港的私募基金工具現已可比擬離岸基金載體,甚至更勝一籌。   香港是管理人民幣資產組合的國際樞紐。作爲兩岸資產的媒介,香港在有限合夥基金制度的刺激和驅動下將更上一層樓。現在誠然萬事俱備,只待投資者充當東風將私募投資基金,包括:私募股權基金 及 創業投資基金(又稱風險投資基金)帶至香港落戶。此新制尤其歡迎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及科技初創企業。   《有限合夥基金條例》一覽: 香港的有限合夥基金如何運作? 於公司註冊處登記。 不具獨立法律人格。 由以下人員組成: 一名普通合夥人,擁有無限責任和基金最終管理和控制權; 至少一名有限責任合夥人,擁有有限責任,不具基金日常管理和控制權,但不限於參與該條例附表2中訂明的「安全港」活動;和 其他要員:投資經理、獨立核數師、反洗錢負責人和/或獲授權代表各一。 受有限合夥協議約束,故在投資策略、合夥人組成及責任等方面享有合同自由。 受有限合夥協議約束,故基金的解散及清盤毋須法庭命令,可依據協議操作。   爲什麽我要選擇香港的有限合夥基金工具? 註冊便利 毋須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下稱「證監會」)批准或授權。 不設最低出資額或任何法定投資限制。 設精簡機制方便在《有限責任合夥條例》(第37章)下註冊的基金過渡至有限合夥基金。   保密性高 公衆僅可查閲有限合夥基金索引和登記冊。登記冊存檔於公司註冊處,包括基金註冊前後向公司註冊處遞交的所有文件,如:基金、前任和現任普通合夥人、投資經理和獲授權代表(如有)的相關細明。 有限合夥人的身份和資料、反洗錢相關記錄、經審核的財務報表及一切有關基金的交易記錄一律禁止公衆查詢,只供執法機關有必要時查閲。 經審核的財務報表應向所有合夥人公開以供審閲。   稅務優惠 利得稅寬免 在2019年的統一基金豁免機制之下,有限合夥基金只要符合《2019年稅務(豁免基金繳付利得稅)(修訂)條例》第20AM和20AN條中的基本要求,不論基金稅收所在地,均可豁免利得稅。   印花稅待遇 由於有限合夥基金的 現金出資 和 現金基金資產分配 均不屬於《印花稅條例》(第117章)中「股票」的定義,故無需繳納印花稅。而有關基金權益的轉讓和退出亦無須繳納印花稅。惟實物出資和分配則屬應課印花稅的項目。   附帶權益 在早前的財政預算演辭中,香港政府表示有意寬減附帶權益的稅項,以示支持有限合夥基金制度。   離岸基金工具後繼無力 受2019年出台以堵截稅務漏洞的《經濟實質法》影響,開曼群島的離岸基金最終均須於當地設有經濟實體(即辦公室)或聘請全職僱員。 開曼群島的私募基金預計將面臨來自開曼群島金融管理局(下稱「開曼金管局」)和歐盟更嚴格的監管,因爲: 在2020年的《私募基金法》影響下,所有封閉式基金和部分開放式基金須於開曼金管局註冊,並受其後續監管。 歐盟於2020年2月將開曼群島納入(修訂)租稅不合作國家名單。   在岸基金工具優勢亮眼 普通合夥人 和 在岸有限合夥基金本身的註冊費在港府的支持下,相信會實際低於開曼群島;在岸基金的後續管理費亦有望只屬象徵式。反觀,在開曼金管局的相關附加費下,開曼群島離岸基金的後續管理費想必會較高。 有限合夥基金省卻了繁瑣的程序,毋須向證監會備案和註冊;但離岸基金則須於註冊時應開曼金管局的要求,遞交基金説明書、條款摘要或包含規定信息的營銷材料。   我在哪方面有需要尋求專業法律協助?…

2019年11月6日中央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佈16項政策措施,惠及香港市民及便利不同界別到大灣區發展: 十六項政策措施 惠及市民 香港居民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房,享內地居民同等待遇。 支持香港居民在內地便捷使用移動電子支付。 在大灣區試點推出香港居民異地見證開立內地個人銀行結算賬戶。 保障在粵工作港澳居民子女與內地居民子女享同等教育安排。 探索建立跨境理財通機制。 非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可向內地當局申請辦理有效期二至五年的簽證或居留許可,便利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停留、居留。 大灣區內地城市指定港資醫療機構可使用已在香港註冊藥物和常用醫療儀器。   扶持專業界別 放寬香港與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聯營、香港律師擔任法律顧問和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執業等限制。 進一步擴大建築業專業人士資格互認範圍。 擴大港澳建築業專業人士在內地執業優惠政策實施範圍。 給予保險監管優待政策。 取消香港服務提供者在內地設立保險公估機構年期限制。 支持內地保險公司在港澳市場發行巨災債券,放寬設立特殊目的保險公司限制。   創新及科技 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 對進境動物源性生物材料實行通關便利。 放寬內地人類遺傳資源過境港澳限制。   2019年3月1日中央就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公佈八項政策措施,將便利香港居民到大灣區內地城市發展、就業和居住,並加強大灣區內人流、物流等方面的便捷流通: 八項政策措施 在內地繳納個人所得稅關於「183天」計算方法 : 在內地停留當天不足二十四小時,不計入在內地居住天數。 當地政府為境外(包括香港)的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提供個人所得稅稅負差額補貼;此等個人所得稅實際稅負標準為15%,2019年1月生效,試行一年。 支持大灣區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 鼓勵港澳青年到大灣區內地九市創新創業。 支持港澳高校和科研機構參與廣東省科技計劃。 開展粵港澳大灣區出入境便利化改革試點。 便利港澳車輛進出內地口岸。 擴大海關跨境快速通關對接項目的實施範圍。   自2017年8月以來推出的其他主要便利政策措施包括:   學習 明確規定內地高校和相關部門必須一視同仁招收、培養、管理和服務港澳學生,以保障港澳學生的權益。 各高校要為港澳畢業生發放《就業協議書》,簽發《就業報到證》,方便港澳學生在內地求職就業。 增加在內地高校就讀的港澳及華僑學生獎學金名額和金額。 廣州市教育局批准廣東華僑中學招收港澳子弟班。 廣州市越秀區教育局2019年4月接受持居住證及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子女申請入讀越秀區小學一年級或初中一年級,試行一年。 2020年1月1日起,符合條件的港人隨遷子女就讀惠州市中小學校與當地戶籍學生享同等待遇,有效期五年。   創業/營商/就業 由2019年1月1日起,在國內無住所的個人,在境內居住累計滿183天的年度連續不滿六年的,經向主管稅務機關備案,其來源於境外且由境外單位或者個人支付的所得,免予繳納個人所得稅;在境內居住累計滿183天的任一年度中有一次離境超過30天的,其在境內居住累計滿183天的年度的連續年限重新起算。 全面取消港澳人士在內地就業需辦理許可的要求。 在內地就業的港澳人士可繳存住房公積金,讓他們在繳存基數、繳存比例、辦理流程,以及提取個人住房公積金、申請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等方面,可享有與內地居民同等待遇。如港澳人士離開內地回香港/澳門定居,亦可提取住房公積金賬戶的餘額,有助他們作長遠計劃,實現自身發展。 符合條件的港澳居民可參與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認定資格。 符合條件的港澳導遊和領隊可申請在橫琴執業。 推出各類人才獎勵或青年培養計劃,便利港人在大灣區發展。  …

為防止Covid-19新冠肺炎肆意蔓延,內地和香港政府都相繼出臺日趨嚴格的入境政策,人員流動受到極度限制,經濟商貿活動被迫停擺。相信即使沒有真正達到徹底封關的程度,也極大影響了正常的生活生產秩序。 在大灣區置業的人士,此時或許正面臨著諸多亟需解決的問題。 若無法親身前往內地處理,可以委託他人代辦買賣不動產的相關手續嗎? 可以,以出售內地物業為例,辦理《(個人)委託書》(以下稱“《委託書》”)的中國委託公證即可。 簡單來說,委託人首先應當尋找一位其信任的且身處內地的親戚或是朋友作為受託人,並準備一份《委託書》,明確委託事項、委託範圍及委託期限。 之後,前往司法部認可的中國委託公證人所在的香港律師行,簽署有關文件,交由公證人辦理公證及轉遞手續即可。 拿到正式的《委託書》公證文書後,該受託人便可在內地代表委託人,于授權範圍內行事。 授權委託書 具體而言,有以下幾點: 1. 《委託書》中應當明確委託人及受託人的身份資訊,包括姓名、性別、出生日期、居住地址及身份證號。 2. 其次,應當清楚寫明委託事項,一般包括以下內容(以賣房為例): o 到有關部門辦理XX不動產的土地、房屋查冊事項; o 申請辦理、更換XX房地產的不動產權證及簽領不動產權證; o 出售XX不動產土地、房屋並辦理不動產產權轉移過戶登記等有關事項; o 辦理XX不動產的土地、房屋面積測繪相關手續; o 如有需要,代為辦理土地、房屋分割(合併)、門派地址變更登記,補交土地出讓金(補地價)及相關登記手續; o 辦理XX不動產的土地、房屋轉移登記時需要網上公告或在報社賣報紙公告的事項,受託人可代為辦理簽署協定及聲明、證明相關檔; o 簽訂與出售上述房屋有關的合同及協議,簽署並領取有關的檔; o 代辦理稅務部門的手續,代為前往不動產登記機構辦理出具家庭成員(個人)名下房產情況證明業務; o 代為辦理房屋專項維修資金部門的相關手續。 3. 建議委託人明確“受委託人沒有轉委託權”及《委託書》的有效期,通常為1年或2年。 4. 辦理中國委託公證時,當事人須親身前往公證人處簽名,並提供委託人的香港身份證及港澳居民往來內地通行證副本。 5. 必須明確告知公證書使用地區及目的,如“用於廣東省XX市辦理房地產出售事宜之用”。 以此類推,因其他原因無法親身前往內地處理某些事宜,也可以委託他人代表並辦理《委託書》的中國委託公證。 而針對持有探親簽證而獲准在港逗留的內地居民,因疫情無法前往內地的,也可參照上述模式在香港辦理《委託書》。 何為中國委託公證 委託公證文書是將發生在香港地區的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和文書,由中國委託公證人出具證明檔經中國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法公司”)審核、加章轉遞後,供內地使用的公證文書。 其涵蓋了民商事活動的各個領域,包括證明各類聲明書(結婚、親屬關係、內地親屬來港、繼承、收養、經濟擔保等)、證明單方簽署的法律文書(委託、贈與、受贈等)、證明法律事實(公司資料證明等)、證明檔的原本及複印本一致、證明雙方或多方簽署的法律文書、證明涉及《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商貿關係的安排》的相關核證事務等。 中國委託公證人辦理完公證書後必須送至中法公司進行轉遞,中法公司將對公證文書是否符合辦證程式,是否按照規定的格式出具,文書內容是否不違反香港法律和內地法律進行審查。對符合規定的予以加章轉遞,不符合規定的不予轉遞。 中國委託公證基本由兩部分組成,(1)中國委託公證人出具委託公證文書及(2)交由中法公司審核、加章轉遞。缺少任何一個步驟,都無法完成委託公證事務。 換句話說,具有中國委託公證人資格的香港律師,在辦理該公證業務時,受到嚴格的辦證規則和程式約束,且接受全方位的制度監督,不能隨意為當事人辦理任何不合規、不合法的文書公證。 不可以視頻方式見證簽署 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根據《中國委託公證人辦理公證文書規則(試行)》、辦證指引、格式及要求,辦理《委託書》、《聲明書》等需當事人簽署的公證文書時,當事人必須親自來到(身處)委託公證人面前簽署檔,不能通過遠端視頻等其他方式見證簽署。

作為中國的南大門,坐落於最繁華大灣區的香港,因相對較低的稅率和獨立關稅區的固有優勢,近幾十年來,已成為資產管理的熱門目的地。最常見的商業安排之一便是在香港控股母公司之下,設立一家具有實體經營業務的內地子公司。   當有多方共同投資時,各方可以通過簽署股東協議,以規定利潤分配、董事會組成和公司事務的一般處理等機制,其中也包括子公司。儘管實際股東在此安排順利進行時可以享受到它們所帶來的好處,但也可能因為跨境之文化或司法差異,使得股東們產生分歧,讓事情陷入一團糟。   本文旨在概述,當內地子公司出現違規或不當行為時,因此遭受損害的香港公司股東可以採取哪些可能的救濟。   合同救濟   如果相關不當行為違反了《股東協議》,那麼簡單直接的方法就是執行該協議。   香港合同法提供了協議的強制履行之救濟。如果合同約定一方(或多方)應當履行某事項,而儘管條件已經成熟,該事項仍未被履行,則無辜當事方可以向法院申請命令,要求違約方履行或不履行特定行為。由於此強制性救濟涉及命令他人執行某項操作或不執行某項操作,因此只有在金錢賠償不足彌補損害的特殊情況下才會被批准。舉例來說,若實際股東們約定當一定條件滿足時需促使香港母公司以約定價格向另一方或第三方出售內地子公司之股份,但由於違約方不予配合,即便某些條件已經達成股份買賣仍未能完成。此等情況下便可以考慮申請強制履行之救濟。成功的強制履行申請將迫使違約方按照約定買賣股票。   在大多數情況下,損害賠償是強制履行之救濟的替代性措施。比如,當因違約方的違約導致沒有股息可分派時,這可能是一種適當的補救手段。   股東的衍生訴訟   除此之外,受損害的香港公司股東可以考慮以公司的名義對違約者提起雙重衍生訴訟。所謂“雙重”訴訟在於:一項訴訟由香港母公司以內地子公司的名義提起,另一訴訟由實際股東以香港母公司的名義提起。   如果內地子公司被視為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非香港公司,則根據《公司條例》第732條有可能這樣做。否則,股東只能根據普通法提起雙重衍生訴訟[1]。這可能會帶來某些困難,因為在普通法中,股東是否可以以公司的名義並代表公司提起雙重衍生訴訟受公司成立地法律的管轄,而普通法不適用於中國內地。   就不公平地損害股東權益的呈請 如果以上行動不適用於受損害股東,或者股東尋求的賠償不是簡單的損害賠償,而是要求採取某些行動,則股東可以考慮提出就不公平地損害股東權益的申請。   根據《公司條例》(第622章)(以下簡稱“條例”)第724條,如果公司的事務處理正在或已經不公平地損害或一個或多個股東的利益,包括呈請人在內,則受損害的股東可以向法院申請救濟。   儘管《公司條例》僅適用於香港公司和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非香港公司,但案例[2]表明,子公司(包括外國子公司)的事務處理仍然可以構成《公司條例》第724條下對香港母公司有不公平損害之情形,但條件是該兩家公司的事務是密切地管理著。股東協議中所存在的與子公司管理有關的某些條款(例如任命管理人員、分配股息等),可能會被視為有力的證據表明這樣的密切管理關係。   顧名思義,要申請成功,被提訴的相關行為或不作為必須既不公平又具有損害性。例如,轉移內地子公司的資產,意圖減少無辜持股方在該子公司可獲得的股權經濟價值,便是這樣一種行為。   如果不公平地損害股東權益得以成立,則根據《公司條例》第725條,法院具有廣泛的酌處權,可以作出其認為合適的命令,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內容: 要求公司採取或不採取某些行動 授權代表公司提起民事訴訟 就公司的財產或業務任命接管人或經理人 規管有關公司的事務在日後的處理方式 命令公司購買其任何股東的股份,並相應地減少其資本 命令該公司或任何其他人向受損害的股東支付賠償金和利息。   結論   鑑於上述情況,不難發現,準備一份完善的《股東協議》可以使股份持有人免於繁瑣的訴訟麻煩,因為簡單的尋求合同履行即可。如果相關的內地子公司是在香港設立營業地點的非香港公司,則可能可以提起雙重衍生訴訟。如果受損害的股東正在尋求除簡單損害賠償以外的救濟,或者內地子公司在香港沒有營業地點,則考慮到尋求命令的多樣性,可以提出就不公平地損害股東權益的呈請。   [1] Waddington Limited v. Chan Chun Hoo Thomas and Others [2005] HKEC 2286 [2]…

  相信大部分內地居民對香港陪審團制度的認識,只局限於平常觀看香港律政劇時的以下情節: 一眾陪審團徐徐步入法庭,宣佈一致裁定被告人罪名成立。但究竟香港的陪審團制度是什麼?為什麼要用陪審團來審案呢? 陪審團制度的起源 陪審團的制度源遠流長,早在古希臘雅典及羅馬便已經可以找到陪審團制度的足跡。 香港的陪審團制度是在英殖時期隨著英國的法制而引入的。其概念在英國於1215年頒佈的大憲章(Magna Carta)第39條可以找到:  「除非是由該等與其地位均等的人依法作出判決,又或是除非依據大地的法規,否則不得恣意對任何自由人進行逮捕、監禁、強佔其不動產、剝奪其公民權利、或予以流放,亦不得以任何方式傷害他們,向他們作出任何不利事情,又或是差派他人向他們作出任何不利事情。」 “No free man is to be arrested, or imprisoned, or disseised, or outlawed, or exiled, or in any other way ruined, nor will we go against him or send against him, except by the lawful judgment of his peers or by the law of the land.” 時至今日,許多奉行普通法的國家,例如美國、英國、澳洲、加拿大及印度等都仍然保留著陪審團的制度。…

香港離婚率一直持續高企,根據香港統計月刊於2018年出版的《1991年至2016年香港的結婚及離婚趨勢》,香港於2016年的離婚案多達17,196宗,離婚率高達34.3%。 為免離婚後伴侶會與自己「分家產」,不少人都會考慮與另一半在婚前簽署一份婚前協議(Pre-nuptial Agreement),並在協議中訂明萬一雙方離婚後的財產分配、贍養費和子女生活費的安排。但香港法庭會否承認這樣的協議呢? 在90年代,婚前協議一直被視作違反公共政策(public policy)而不被法庭認可。但隨著社會發展,近年來社會,甚至法庭對婚前協議的態度也逐漸開放。 婚前協議在香港的約束力 在SPH v SA [2014]4 HKC 271一案中,香港終審法院便就婚前協議的約束力表達了看法。在判決書中,雖然終審法院同意以前認為婚前協議違反公共政策的觀點已經過時,但亦同時指出婚前協議並不能迫使法院就附屬濟助(Ancillary relief)或財產分配作出某種判決。 總的來說,法庭在評估婚前協議的約束力時,會考慮整體情況,以評估: 該協議是否在「公平」的基礎下訂立;及 簽立協議後,是否發生了雙方不可預知的情況,而使協議的執行會造成對其中不方的不公。 但怎樣的婚前協議才算是公平呢?怎樣才能加強婚前協議被法庭接納的可能性?以下是草擬婚前協議的幾個要點供各位參巧: 雙方在草擬協議前須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雙方最好聘請自己法律代表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並由律師代表洽談協議的條款。律師能夠清楚地解釋簽立協議所帶來的後果並確保雙方都是在自願的情況下簽署協議,以加強協議被法庭接納的機會。 披露雙方的資產  雙方在簽署協議前須如實披露自己擁有的資產(包括境外資產)。因為如果協議的一方在簽立協議前不清楚另一方的資產情況,法庭很有可能會認為雙方並沒有在公平的情況下協商協議的內容而削弱協議被接納的機會。 合約的內容應盡量考慮到將來有可能發生的情況,例如子女的權益 子女的權益對法庭來說是最重要的。雖然大多數人在結婚前都未必有子女,但婚前協議內的條款最好能考慮到如雙方在婚後育有子女,該子女在雙方離異後的安排及權益。 簽署協議與結婚的時間最好有一定距離  為給予雙方合理的時間考慮協議的內容及確保雙方並不是因為婚姻或其他壓力而簽立協議,協議最好在結婚前28天簽署。 公平原則 最後,協議的內容須符合基本的公平原則。舉例來說,如協議中提出在離婚後一方將不會給予另一方任何濟助,或一方將獲得另一方的所有財產,這就很有可能被法庭認為不公平。 總結 婚姻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中間除了是關於兩個人之間的事,往往也牽涉到兩個家庭的問題。因此,離婚的訴訟一般都十分冗長,所需要的訟費也相當多。簽立婚前協議就好像購買保險或簽立平安紙一樣,免卻雙方在萬一離婚時的不必要磨擦及對子女與家人所帶來的壓力。

「如果我在香港被警察拘捕了,被訊問時我可以選擇不回答問題嗎?被訊問時不回答問題的話,法官會不會因為這樣覺得我在隱瞞什麼呢?」 所以這次跟大家聊一聊在香港刑事案中涉嫌或被控刑事罪行的人的緘默權 (Right to remain silent)。 在香港,根據《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及基本法所承認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制國際公約》,任何涉嫌或被控刑事罪行的人,皆有權不被強迫作出對自己不利的證供或被迫認罪 。故此,如在香港被警察拘捕了,在接受有關查問時,每個人都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可以拒絕回答警務人員的提問。此權利亦適用於其他執法部門,如廉政公署、入境處及海關等作出的調查。 而終審法院在HKSAR v Ata Asaf [2016] HKEC 1091一案中亦再次重申涉嫌或被控刑事罪行的人保持緘默的權利。 案情 有一天上訴人在佐敦道偷取一名醉酒人士的財物時被巡邏的警員截查。警員在其身上搜出了12.07克的甲基安非他命(俗稱冰毒)及以涉嫌管有危險藥物罪拘捕了他。上訴人在被拘捕時及於警署錄取口供時皆行使了他的緘默權。 上訴人最後被控盜竊及販運危險藥物罪。上訴人承認盜竊罪,但就販運危險藥物罪方面,上訴人曾向控方提出願意承認刑罰較低的管有危險藥物罪但不獲接納。 在原審時,上訴人辯稱當時在其身上搜出的冰毒只是用作自己吸食,並沒有販運的意圖。然而控方為了降低上訴人證供的可信性,在盤問期間質疑上訴人並沒有在被警方問話期間透露平常在住所放置吸食器具的位置,試圖利用這點指出上訴人並不誠實。最終上訴人被陪審團裁定販運危險藥物罪罪成,上訴人不服上訴,並最後上訴至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的裁決 終審法院同意控方在上述盤問中對上訴人的質疑是不可接納的證據,接納該證據屬侵犯了上訴人的緘默權。然而由於原審法官並沒有在審訊中對陪審團明確指示切勿理會有關證據及指出控方盤問中不被接納的部分,因此,終審法院裁定在審訊期間確實存在實質及嚴重不公平的情況,並撤銷上訴人「販運危險藥物」罪的定罪,以較輕的「管有危險藥物」罪取而代之 。 結論 由此可見,在香港,緘默權是任何涉嫌或被控刑事罪行的人的一項基本權利。在任何情況下,法庭都不會因為疑犯在訊問時行使緘默權,或未有在第一時間向警務人員就控罪作解釋或抗辯而用作對其不利的證據。而若在有陪審團列席的審訊中,法官更要清晰地、毫不含糊地指示陪審團切勿理會不被法庭接納的證據,並且應向陪審團解釋為何給予這項法律指示。不過需要留意的是,緘默權並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是絕對的,例如根據第374章《道路交通條例》第63條,駕駛者如涉嫌違犯有關道路交通的法例,或牽涉交通意外,他便必須在警方要求下提供自己的姓名、地址及駕駛執照號碼。